中国富裕阶层/高净值人士（定义为不包括自住房产的可投资资产超过600 万元以上的人士）向海外转移资产近年已渐成趋势。

根据波士顿咨询公司（BCG）和中国建设银行（建行）过去两年的调研，这类群体拥有33万亿元资产，已经转移了约2.8万亿元，约相当于中国2011年GDP的3％。2011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和社会卫生总支出也不过各为2.4万亿元。转移的资产中，绝大部分是房产、债券和股票，实业投资仅占14％。

更为重要的是，这一趋势在明显加快，两三年内预计将翻番。这已经成为一个值得国家和各界关注的问题。

中国富裕阶层向海外转移资产的主要原因何在？如何看待这种趋势？对此应该采取什么措施？

海外资产转移进行时

过去六年，BCG每年都深入开展中国高净值客户的调研。2011和2012年，BCG与建行合作，在全国范围内获得了具备广泛代表性的4000多个私人银行客户（即高净值客户）的数据，并在2012年12月下旬发布了《2012年中国财富报告》。2012年高净值人群加速向海外配置资产。在调研人群中，拥有海外资产者的占比达到28%，比2011年大幅提升了11个百分点。同时，资产规模越大的客户使用海外金融服务（等同于向海外转移部分资产）的比率越高。总可投资资产600万-5000万元的高净值客户中有海外资产的比例为24%，资产3亿元的这一比例提高到47%。

更值得关注的是，资产在300万-600万元的入门级高净值客户也在加速转移资产。他们拥有海外资产的比例在2011年几乎为零，2012年却增长到26%。资产在600万-5000万元的群体这一比例则从11%增长到24%。这一庞大的入门级基础富裕群体的增长进一步推动提升了向海外转移资产的总人群。

对进行资产海外转移人群的教育背景、职业和财产继承情况的分析发现：有海外教育背景的人士中拥有海外资产的比例较高。在海外大专和本科学历人群中，海外资产的比例达45%，海外硕士及以上人群中此比例达58%，远高于国内大专和本科学历人群中24%的比例。另外，专业投资人士、专业人才（如律师和会计师等）、演艺明星以及体育明星等自由职业者是投资海外比例较高的群体，海外资产分别达到40%、31%和27%；而在富裕阶层中占比56%的企业主群体中，其海外资产比例达到24%。财产继承方面，完成财产和业务向子女转移的富人进行海外资产配置比例占43%，高于近期无财产继承方面打算和安排群体22%的比例。

高净值人士海外资产总量占这些客户总可投资资产的比例约为14%-15%，对应约为2.8万亿元，相当于中国2011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2.4万亿元（包括财政的1.5万亿元）的1.2倍，是中国2011年社会卫生总支出2.4万亿元（包括财政的0.7万亿元）的1.2倍。根据我们的计算，未来二年至三年，这一数值将翻番。

中国高净值人群在海外资产的配置偏向于购置房产、债券和股票，而实业投资比例偏低。前三者合计占到海外投资总额的四分之三，其中房产占约42%，债券占约18%，股票占比约15%，投资到实业仅占约14%。房产和债券投资与他们资产保值增值的诉求高度一致。

从使用离岸金融并转移资产的渗透率来看，广东和四川等地区的渗透率超过40%，显著高于全国25%的平均水平。广东、江苏、北京和上海是离岸金融市场 规模最大的地区。北京地区高净值客户的绝对数目最大，约为17.1万元，但是其中使用离岸金融的比例低于其它发达省市，约32%。

在转移资产的渠道方面，高净值人士主要借助于国外金融机构投资（约26%）和国内中介机构（约22%）的方式，其他主要渠道包括国内金融机构（约17%）和家庭成员移民（约13%）等。总可投资资产在3亿元以上的客户转移财产的主要渠道分别是国外金融机构投资（约32%）、国内中介机构（约18%）、家庭成员移民转移资产（约18%）、国外中介机构（约12%）、海外公司贸易形式（约10%）和国内金融机构（约10%）。

在资产转移到海外的过程中，高净值人士主要受税务、法律、投资环境和移民政策等困扰，其中对税务政策不了解的占比约45%，对法律流程不了解的占比约40%，对投资环境政策不了解的占比约37%，对移民政策不了解的占比约32%。

美国税务重

美国是超级大国，软、硬件一流，不太需要更多的疏导。其居民向海外转移资产的主要原因是合理避税和逃税。美国对其他作为离岸中心的国家或地区以及离岸银行而言有较大话语权，再加上近几年国库亏空、债台高筑，该国正在逐渐强化“堵”的措施，比如，从2010 年起美国政府加紧追查居民海外账户和海外资产的真实性和实际规模。

美国税法规定，凡是在美国长期居住的人，在国外拥有5万美元以上的资产，或者储蓄在1万美元以上都要向美国政府申报。这项法律早在1971年就有了，但以前并没有严格地执行。按照美国海外账户税收遵从法的要求，所有想在美国经营的外国银行从2013年1月1日开始都必须向美国财政部提供客户信息，否则就被视为与美国政府不合作。美国已经成功迫使作为离岸中心之一的瑞士予以合作。

配合美国海外资产彻查和征税这一强硬措施的是美国较完善的法律体系、金融体系和社会保障等扎实的基础。特别是针对作为社会中坚力量的中产阶级，如专业人士、金领等，美国相对较完善合理的个人所得税体系对抑制其资产海外配置冲动的效果比较显著。

是否公平、能否真正起到社会财富合理分配的调节作用是个税征收的重要出发点。美国个税体系的主要特点是：按家庭、按年度计算征收。由于制度比较成熟、税收机关征税方便、征收成本低以及征税面广等，因此能够确保政府获得正常的财政收入。另一方面，中产阶级税率并不高，这样能够保证他们对资产保留国内没有过多顾虑，抑制了其资产海外转移的行为。我们可以通过与中国个税体系的具体比较来予以说明：

首先，中国实行的不是综合所得税制，而是分类所得税制，以个人而不是以家庭为单位，将纳税人所得分成工资、薪金所得、稿酬所得等11个类别，相当于有11种个人所得税。分类税制不能全面反映纳税人的真实应纳税所得的水平，容易造成应税所得来源多、综合收入高的纳税人（主要是企业主）不缴税或少缴税，而应税所得来源少、收入相对集中的纳税人（主要是金领、白领和工薪阶层等中产阶级）多缴税。

过于苛刻的个税，不利于培养中产阶级，而这一阶层正是扩大内需、稳定社会的最重要的阶层。

第二，对比个税的关键是各个税率的带宽。中国带宽过窄，造成中坚力量的阶层更容易被课征更高税率，如中国年应纳税所得额在5.4万元以下的人群，税负不到10%，与美国年收入不超过5.6万元（人民币）的纳税人税率10%相当。但超过这个界限后，由于中国税率带宽过窄，超额累进税率都远超过美国水平。美国单个纳税申报人2013 年前超373650 美元（约232.8万元，按6.23 汇率折算）才适用35%最高税率，近期由于财政悬崖问题调整完个税后，单个纳税申报人超40万 美元（约249 万元，按6.23 汇率折算）才适用39.6%最高税率，考虑到美国一般是家庭联合报税并且有大量抵扣（如房贷、车贷、养育子女的费用和教育贷款等），即使加上有限的州税，其实际税负低于中国。

中国财政部一直没有给出带宽的依据，现在甚至还出现六个带宽盲区，即收入在此区间内增收1元，要多交几千至十几万税款的技术性低级错误，也没有披露纳税人在各个带宽的分布和中位值。这反映了制定个税工作欠严谨，不仅可能有损形象，更不利于建立庞大的中产阶级、扩大内需和稳定社会。中国今后个税改革的重点不是起征点，而是加大带宽（不存在技术障碍），然后是按家庭为单位综合报税并抵扣（存在信息收集全面性准确性障碍，但逐步可行，并在现在启动）。个税目前仅占总税收的8％左右，国家没有必要与民争利。

中国台湾地区与大陆在富裕阶层资产海外转移方面共性更多。一方面都是亚洲的华人文化；另一方面，台湾经历了经济高速发展阶段，富裕阶层基于财产安全、保值增值、移民和子女教育等原因也进行了大规模资产海外转移。对比台湾的做法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德国房产保值升值大 

     德国房地产市场以稳中带涨的特点，受到留学族及养老族的青睐。从2012-2013年度的市场来看，新增供应，即新建房持续增加 - 供应量的上升也代表着房地产市场的繁荣。

     从政策方面来看，德国政府对环保节能继续保持高要求，所有新建房必须符合节能标准，优化供暖系统。旧房的修缮及改造上也不会缩减开支，保证了二手房的质量及相关交易的公平合理。这些政策对于地产市场的进一步规范及环境保护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并且会缩减购房者购房后的开销。

     从德国本土居民购房、租房心态来看，自欧元危机后，德国各地都在积极购买各类型房产保障自己的利益。9月Der Immobilienverband Deutschland (IVD)据德国地产协会统计的购房最主要动机：使自己名下拥有产业（60.7%）。排名第二为“较低的利率”（46.4%）；第三为“老了之后有房可住”（45.7%）；“担心房租会涨”占14.2%。这一调查显示，目前在德国购房利率/政策十分优惠，同时德国人购房动机与外界压力无关，保证了市场的稳定性，此调查同时也显示，购房者普遍看好房产的升值潜力。